不自由。
筹笔邑 李商隐
猿鸟犹疑畏简书，风云常为护储胥。
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
管乐有才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他年锦里经祠庙，梁父吟成恨有余。
在咏史诗面前我们无法忽视时间这种神奇的东西。当人们想要和先于自己的事物对接时，时间就横亘在这中间。但是无比微妙的是，今人面对古人，面对的是自己的同类，二者之间就存在着同样的泛时的全人类的可能性。版图消长，朝代更迭，功业隆衰，这些都不具有永恒的意义，但是人还是不免会对这些与自己现实处境毫无关系的事情感叹。
诗人将这种内心映射在了外物身上（不过我认为这一映射比起说情感的外化，不如说是理性的修辞），就有了首联的那些正在受着某种已经存在了千年的精灵影响的自然事物。诗人将这种景象放在开头而不同于罗隐将“多情水”放在尾联，便更像是一种客观现象的陈述，诗人在此告知读者这是一个伟大的灵魂，他至今有某种不死不灭的力量。如是灵魂，其人又是怎样的呢？非常非常可惜，“徒令”“终见”，这人很神，很了不起，但是在他之后他所坚持的事物——他耗尽心力打造并且想要推广出去的美好的国家——只能交给别人，更可悲的是，那个人就算自己生前再怎么嘱托，就是不靠谱。第三联接着说那位古人，他从一开始就立有大志，自比管乐，他给自己安排的人生路，是做一位能力超群、品德高尚并能够得遇明主的国相，并且他真的做到了，矢志不渝，不管功业成败如何，在人生自我价值方面他圆满地自我实现了，然而对于与此相关的军国事业，他，或者说他们，都是“无命”的。关张之死，既是命运对他们本身的残忍，也是对这个国家命运的重击，自然也是后来武侯事业的重大损失。现在，不论是人还是国都早就亡了千百年了，那么还有什么是长久的呢？祠庙，一个联系历史与现实建筑，人们有了一个独立于自己意识之外的怀念，一个古人曾经存在的标志物，一个记忆的实体。祠庙不同于诗歌，不同于史书，比起历史上的人，它更大程度上关联每一个人的当下——在这个层面祠庙和首联的“猿鸟”“风云”是近乎同类，都是古人精灵与后人发生作用的物证，不过更加客观，是一个更加有力的现实的存在，祠庙可以感化诗人而不是被诗人移情。一个世俗上的失败者，有不死的灵魂，有祠庙。这也就说明了一个人能够如此长久地感化后人的，固不在于世俗事业的成功，而是立德遗爱，不朽千年。到此似乎人们也可以为这位古人的所有憾恨释然。然而并不会。事实上整首诗、或者说几乎所有相关的体裁，都在表达着恨，表达着对他的生时、对他的与现在早已无关的功业的种种憾恨。人们为英雄的悲剧感伤，似乎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冰冷的理性对此无法作出回答。
自己的意志与自己周遭现实的矛盾，是全体人类泛时的问题。从这一点看来，无尽对“恨”便是来自于诸葛亮无比独立而强烈的生命意志和其所处的事实环境之间的冲突。他的意志再强大、能力再高强，在每一个个人无法操控的现实面前都没有丝毫胜算。在诸葛丞相的高伦理世界里，他无法操控他人的生命，因而也就无法真正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越杰出、个人意志越强烈，他的遂愿不成就越令人痛苦。这等于上天宣判人自身意志的无力。诸葛亮是这样，关张是这样，“力能排南山，又能绝地纪”但成了政治牺牲品的三士也是这样。这是人类的“恨”，是无解的，是不尽的，它永远存在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人的意志，这是天命的恩赐，也是人无尽痛苦的根源。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很多事，却独独无法对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一事实本身。罗隐最后用“多情水”来安慰，来用后人的怀念这种于当事人简直虚无的东西来暂时消解这永恒的悲哀。但是李商隐不然，他当然注意到了这份安慰，但他很快就会宣布这种安慰的无意义，他的诗就落笔在“梁父吟成恨有余”。
（真不愧是你，李商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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